另一方面，如果反对意见是，获得改进者A的出生等同于未获得改进者B的死亡，所以这应该被反对。

第二，法治建设要学会处理非常规和超常规问题，要培养处理非常规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疫情对政治安全的国内影响则表现为，防疫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正确处理道义与功利，必要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考验，这些都与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有紧密关系。

第三，科学技术安全日益成为提升国家总体安全的积极增量，也成为加剧复杂社会无秩序运行的变量，这由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所内在驱动，与全球化时代第二现代性背景下风险社会来临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法治是确保世界在信念相左的情况下行动一致的根本稳定性力量，因此它本身是有弹性，是保持反思理性的。21世纪的国家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的非常规思维和超常规思维之上，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公共治理往往都需要挑战既有范式，革新传统做法，淘汰既往成规，我们的法律不能仅仅发挥保守的力量，也需要学会在不确定、路径锁定、范式僵化的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法律发挥回应乃至引领的功能。然而，越是在国家总体安全受到侵扰的时候，我们越应该清醒进行长时段的形势判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要透过各种具体局部的偶然因素和变量看到长时段历史所形成的趋势、方向和远景，不畏浮云遮望眼，要看到变化本身是不变的趋势的组成部分，从而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有效手段，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在变局里构建大国的安全体系，确保我们的历史中心任务顺利完成并继往开来。法治追求常态与规范，但社会发展往往以超常规的突变方式进行，甚至是在若干连续突变中才能保持稳定的趋势。

坚持独立自主完整的经济主权和实体工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并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融入世界产业格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通过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大产能，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制经济的脱实向虚，防止各种经济泡沐，并为各种新业态提供生长和动力机制，这是强身健体之本，也是维护安全，抵御各种经济病毒的有力武器。例如，在应对疫情的行政组织法设计中，如何通过法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框架，确保沟通、协调、合作乃至培育各自裁量应变的反思理性，这需要我们突破传统古典行政组织法所预设的行层级行政要求，实现法律对地方政府临机决断与中央政府有效调控有机结合的保障。⑤刘炜：《彭真与82宪法》，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11月12日。

⑧其主要的法理依据来自宪法的政治法和价值法特性。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解释宪法、解释法律、修改宪法、修改法律，是法律合宪性审查中发现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时最佳的法律处理方式，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宪法所确立的立法体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即尊重了现有的制度设计，又体现了对法律所具有的合宪性要求。

根据立法法的上述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被视为合宪性审查的明确对象，可以通过立法法第99条规定的程序启动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工作。⑥韩大元在《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为了有效衔接相关职权，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通过一定的机制与程序，严格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抓紧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的配套程序与机制。

现行宪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所以，在审查法律合宪或违宪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考虑到可能影响法律与宪法不一致的所有情形才能做出综合性判断结论。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不论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监督，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律与宪法在形式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明确立法的数量，并正式对外公布，要解决长期没有定论的法律的标准问题，什么样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算在法律范围内，这是宪法对法律的基本要求，否则，立法要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的合宪性要求就无法实现。

本文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出发认为在我国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同时又能够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的体制下，法律的制定主体与法律合宪性审查主体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采用西方国家对立或对抗式的法律合宪性审查方式与我国党领导立法的政治体制不相吻合。合宪性审查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合宪性。二是对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可以把根据宪法制定军事法规解释为在制定军事法规时必须要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而不是把根据宪法简单地理解为宪法上必须明确赋权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军事法规。②《反分裂国家法》是在2005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一部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法律，该法获得了与会的全体全国人大代表的全票通过。

根据上述规定，宪法与法律是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法律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应有之义。首先，全国人大是宪法上规定的修改宪法和制定基本法律的同一主体。

四是修改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删除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制定军事法规的规定，只规定根据法律制定军事法规，这样从逻辑上就可以保证立法法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制定军事法规的规定与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相一致。⑤彭真同志上述观点后来在解释现行宪法的具体内涵时影响很大，形成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的学术思想。

根据上述规定，十三届全国人大设立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故意违宪，当然也不可能出现良性违宪的问题，因为良性违宪背后隐含着明知违宪也要违宪的主观故意。首先，全国人大对自身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在法律程序上无法设立有效的审查机制，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的审查也无法设定可行的审查机制，由此，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只能依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内部立法监督机制来实现了。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7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特别是对法律的违宪判断必须慎之又慎，要关注法律的制定者本身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维护宪法权威中的作用，所以，不论是违宪审查也好，还是合宪性审查也罢，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逻辑上必须首先假定受审查的法律是合宪的，除非一些特殊情形，例如对涉及判处死刑案件的违宪审查则不能当然假定受审查的刑法是合宪的，这主要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这与法律规范具有明确的规范指引功能是分不开的。

这一观点就导致了法律根本不可能出现违宪问题，宪法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具体化、才能在实际中得到实施，因此，从逻辑上来看，宪法与法律是捆绑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不相适应。其次，由全国人大来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在制度上也不可行。

关 键 词：法律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宪法程序/不一致审查/良性违宪/ 一、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建立在科学界定审查对象的基础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早年宪法学界曾有专家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并形象地称之为妈妈要犯错误，儿女又能如何？③郝铁川教授甚至还提出了良性违宪的概念，④试图制造这样的概念来规避法律的违宪问题。

既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在制度上根本就无法启动，是否意味着法律就可以排除在合宪性审查范围之外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法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可见，随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并依法进入工作程序，合宪性审查工作将成为社会公众瞩目的焦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82年的起草者在设计这个制度时的考量也可以证明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在逻辑上可以存在，但在制度上对法律是否合宪依照法定程序和机制来进行审查是不可行的。第5款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样的通过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来体现合宪性审查的对立、对抗制度价值的学术主张其实是有害的，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制度的特点，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上述规定将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事项写进了宪法，从而保证了立法法所确立的设区的市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在宪法文本中得到了体现，充分显示了通过修改宪法来消除受审查的法律与宪法之间的不一致的立法技术。

最后这两种方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仍然采用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做法，即在现行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必须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守宪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为人民行使好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

尽管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9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违宪或违法审查，但是，立法法第72条第2款却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来说，在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宪法实施监督职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依法对那些提请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进行认真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处理意见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决策参考。

当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由彭真同志提出的，即宪法的规定，通过具体立法的完善来落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然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的法律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根据什么程序和机制来审查，统观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都是言语不详。

根据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设立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方面恰恰可以做很多工作。第四，要通过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进一步明确宪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内涵，在法律与宪法之间建立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连接制度，进一步理顺法律与宪法之间的形式关系。为了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律职责，充分发挥其在推进合宪性审查中的重要作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6月22日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第二项明确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很显然，对于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必须给予精确地鉴别，特别是要给出制度上的充分依据和理由，否则，即便是纳入了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也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审查结论。

三是对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作出修改，明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享有制定军事法规的立法职权。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于2001年6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事实上，即便肯定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这种理论观点也不可能否定宪法作为根本法在法律形式上存在的独立性。

二、法律与宪法同源不能成为否定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根据 尽管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一法制统一性原则，但在具体的立法实践中却因为法律与宪法在立法程序与机制上的融合性而导致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法理困境。首先，从宪法理论上来看，宪法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物，故从理论上来看，宪法不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由宪法规定产生的国家机关，没有宪法的制度设计就不可能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